湘湖城山禅寺的规格和文化有多高，从寺院遗址中“敕赐城山禅寺碑额”“敕赐城山古道碑”“传临济宗塔林”实物的发现已初见端倪，又与清代《萧山县志》、“民国”《萧山湘湖志》“乾嘉间寺极兴盛”等记载相互印证。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城山禅寺拥有“敕赐”“极兴盛”的历史，必然有其内在因素。

清初由北京圣感寺住持超永禅师奉康熙帝御旨编撰的 《五灯全书》，可以说是禅宗的大宗谱。能名列灯录的禅师，都是宗门历代俊杰，不少成了佛门的宗师。在康熙时期能名列其中的禅师，必然是当时全国禅宗中优秀和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湘湖城山禅寺冷堂林禅师和大拙超理禅师名列灯录，一方面说明城山禅寺是临济宗重要的传法道场，其在全国宗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说明冷堂林禅师和大拙超理禅师都是得道高僧，其修为和声望足以撑起宗门一脉。

六祖慧能大师开辟了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平民化的新境界。汉传佛教自六祖始，不断地融合本土文化和社会生活，对中华民族精神世界和群众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了中华文化的瑰宝。禅宗自六祖慧能大师以下，迅速开枝散叶，其中法嗣青原行思禅师派下形成了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法嗣南岳怀让禅师派下形成了临济宗、沩仰宗，其中临济宗下又衍为杨岐派和黄龙派，是为禅宗五家七宗。城山禅寺传承了临济宗法脉。

六祖慧能大师法嗣乃南岳怀让禅师，南岳下法嗣第一世是马祖道一禅师，到三十五世为萧山湘湖城山冷堂林禅师，三十六世为萧山湘湖城山大拙超理禅师。显然，城山禅寺冷堂林禅师和大拙超理禅师是明清之际的高僧无疑。清朝为达到社会稳定，利用佛家去恶从善、安定社会的教化功能维护新政权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对存世高僧和所掌寺院进行“敕赐”，对圆寂高僧赐谥均不足为奇。

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首次经过杭州到达绍兴。此后三次南巡到达杭州，驻跸数日，最长一月有余乃返。康熙南巡有其重要的政治目的，一是宣示清廷的正统地位。其祭拜大禹陵、明孝陵，均是彰显清朝为天下宗主，宣示其由乱到治、承天启运的正统地位。二是笼络江南士族和思想界。江南士人对清朝政权的反抗特别持久，如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士族、地主曾经真刀真枪地和清朝对抗。然而清廷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社会逐步呈现国泰民安的局面，大部分士人已经对清廷趋于认同，如毛奇龄等学问家更是直接拜倒在南巡御驾前。康熙多次南巡到浙江，一路上对臣服于他的名人多有嘉奖和授官，同时与佛教寺院多有接触，顺便题书赐匾。

城山大拙超理禅师生卒年代不详，但是资料显示他1693年还是一位健康的老人。他留下著名话头“我有一句子，只是道不得，何故？若道得，烂却舌头，众中还有道得者么？一僧出礼拜，师曰错错，便归方丈”。这活泼的场景可引发一笑。他成书于康熙癸酉年的《梧桐阁集》，更展现了其天宽海阔、云淡风轻、飘逸通透的精神世界。其中七律诗《春日西兴观驾》已有些许溢美之词，他本人也自然是接驾队伍里的一员。他的好友——曾经奋起抗清的毛奇龄在运河边十分谦卑地接驾态度，也说明他的时代对新政权已经表示认同。把城山和尚的心理特征和生活背景演变，与康熙皇帝南巡的目的相结合，城山禅寺在那个年代受到敕赐碑额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城山禅寺作为禅宗一脉，有别于其他接待性质的寺院，依然具有浓厚的神秘感。大拙禅师带领下的城山禅寺也不会热衷宣扬这类世俗联系，故而方志不录其敕赐细节也就能理解了。

如今，上述与城山禅寺极具渊源的寺院多已恢复，乃至成为颇负盛名的宝刹，唯有敕赐城山禅寺依然黯淡。“如果说钱塘江是一条巨龙，那么西湖和湘湖就如巨龙的双眼”。西湖以灵隐寺为点睛之笔，在唱好“西湘记”的时代，提升发挥敕赐城山禅寺文化价值足以成为湘湖的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