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搬下山，从此天地宽。那时候没有人相信，甚至是没人敢想，武义的‘下山脱贫’能成为中国反贫困战略创新的最佳县域样本。

记者在采访武义县原扶贫办主任董春法时，只见他一边翻阅着一本记载着武义下山脱贫之路的画册，一边如数家珍地介绍起下山脱贫村庄的历史变迁。一幕幕珍贵的回忆仿佛昨日重现，令人感慨万千。

早在上世纪末，武义还是全省8个贫困县和26个欠发达地区之一。上世纪90年代，全县有8万多贫困人口居住在高山、深山和石山区，其中4万多人生活处于极度困难状态。

俗话说，变革总在没有退路的时候进行。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武义首创了下山脱贫，引导贫困山区农民搬迁下山，异地发展。

作为最早提出“下山脱贫”概念的武义干部，董春法于1993年上任扶贫办主任后，凭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不畏艰难的意志，以长途跋涉、蹲点深山的形式做了大量调查研究。

“一块多功能的手表，一张武义地图，一个手电筒，是他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因为经常来不及在天黑前赶下山，没有手电筒就找不到路……每次出远门，除了这‘三件套’，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孤身一人，因此有人开玩笑地称呼他为扶贫路上的‘光杆司令’。”相关人员向记者回忆道。

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董春法总结出了高山、深山区贫困农民出门、上学、婚姻、就医、用水用电、改变环境、发展经济“七大难”问题，仅凭输送帮扶的形式无法长期满足群众的需要，可谓治标不治本。

他认为，必须从根源上改变山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引导大家走出大山，脱贫致富。董春法随即向县政府做了汇报。

一年后，武义县政府发布《武义县高山、深山农民居住迁移试行办法》，在新村规划、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接受安置、资金补助等方面制定系列优惠政策。据悉，该办法还是浙江省第一个旨在专门鼓励引导农民下山脱贫的地方性政策文件。

政策好不好，关键在个人。为全面地掌握各个村的村情民情，董春法不辞辛苦，挨家挨户地上门做工作，几个部门来回地跑。

“政策的初衷虽好，但正所谓移情于物，有些上了年纪的村民，他们祖祖辈辈都住在高山上，对出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厚感情，也有些村民有所顾虑，担心来到陌生的环境无法适应，难以接受新鲜事物……”

政策宣传、办法实施，像是压在董春法肩头的几座大山，令人喘不过气。纵使跋山涉水、披星戴月，可他并不牢骚满腹。据悉，自担任县扶贫办主任以来，全县贫困山区几乎每一个行政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村民们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心存疑虑到后来的满怀感激，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董”。

“如今在新村，家家户户陆续搬进砖混结构的崭新楼房，青壮年外出打工、经商，开办超市。村里几乎每家都买了小轿车，生活一天甜过一天，越来越有滋味。”下山脱贫村田坪村原村支书林广泰回忆。

下山脱贫村景阳村村民吴锡文说：“当年搬迁下山时，全村160多户、540多人的村址选择、地基安排、口粮田征用、建房资金等一大堆工作，都是‘老董’帮助跑下来的，如今新村换了光景，村内主道水泥路、水电管网、通讯线路、防洪堤、村办公楼、大会堂、景阳大桥、廊桥等基础设施应有尽有。”

而上夫山、后定垅村两个下山脱贫村与倪桥村合并为倪上垄村，另辟蹊径，积极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把村集体和村民的部分房屋出租用于电商办公、仓储，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同时村民们还积极投身电商大潮，卖起了保温杯、溜冰鞋、反光服等等，村民年人均收入大幅提升，生活较“下山”前可谓“两重天”。

集聚搬迁办法实施后，全县按照政府引导、农户自愿原则，对下山搬迁的农户采用商品住宅和岗位兜底安置等办法进行补偿，帮助他们实现居住地、身份、职业“一站式换新”。

470多个自然村搬迁下山，5万多贫困农民脱贫致富——“下山脱贫”发源地武义，在中国脱贫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武义人的“脱贫致富经”奇迹般地从贫穷落后的土壤中“破茧成蝶”，其范例先后作为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2004年全球扶贫大会的交流材料，向全世界推广介绍，共有近110多个国家的官员前来取经。

“我不觉得自己多伟大，我只是做了自己作为扶贫干部的本职工作。”董春法坦言，看到下山脱贫后的村民们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红火，再没有比这更令自己开心的事了。

他的几大箱“下山脱贫”记事本，村民们送的各色各样的“荣誉拐杖”……不得不感叹每一份成绩的背后，都凝聚着董春法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辛付出。如今的老董虽已退休，但本着“退休不退岗”的初心和使命，至今他仍旧为已经实现脱贫的民众服务，为大家跑路出力。有道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