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高龄少子化趋势引发广泛关注。如何理性看待和有效应对这一社会挑战？9月23日-24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合作的2021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来自中国、挪威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围绕“应对高龄少子化挑战：国际经验与制度安排”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加快破解高龄少子化问题成共识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调整正处于关键节点。与日本、韩国等高龄少子已经“固化”的趋势有所不同。中国的高龄少子化趋势仍有动态变化的某些特点。主要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群体有生育二胎、三胎的意愿，但意愿受养育成本影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迟福林从应对高龄少子化的结构性政策与制度安排和建立健全人口服务体系两个方面提出缓解高龄少子化趋势的建议，包括实行支持生育、养育、教育的结构性政策与制度安排、实行积极就业的结构性政策与制度安排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指出，低生育率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生育年龄、就业年龄和收入年龄的不匹配不对称。第二，家庭时间预算约束影响生育率。第三，就业和社会保障的稳定性不足也会导致生育意愿也下降。此外，社会流动性差也会降低生育意愿。

　　从国际经验中探寻中国特色方案

　　从国际经验来看，挪威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比中国远远要早。低生育率其实和社会经济因素是分不开的。挪威没有设定固定的退休年龄，而是采取在62-75岁的年龄段开展灵活退休、选择性退休的方案，也就是鼓励工作人群在年满62岁之后可以继续参加工作。

　　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所长赫尔斯塔德提出，需要保障老年人能够体面地生活，同时要确保有足够的劳动人口，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挪威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证明，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对幼儿日托、老年护理等方面的需求，这在‘一老’‘一小’服务不太发达的经济体当中尤为明显。”挪威儿童与家庭部长前特别顾问霍尔提出，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进行社会经济规划，包括立法、从中央到地方的授权，以及提高公共支出透明度。第一，提供基本的养老护理及相关的公共支出。第二，提供良好的产前服务和高质量的孕产妇医疗服务。第三，提供高质量的育儿服务。第四，对于生育前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女性提供一次性的资金补贴，这也在挪威国家保险计划之内。

　　挪威公共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哈特提出，政府政策是可以影响生育率的，但不同的政策效果不一。经典的鼓励家庭生育的政策包括儿童照护、产假、陪产假、现金补贴和健康护理等。在挪威，政府在实行育儿假、对治疗不孕不育补贴等方面加大力度，对提高生育率有持续积极的作用；延长产假也对提高生育率有积极作用；但是，现金转移支付的作用小于儿童照护、育儿补贴等。相同的政策在不同的机制之下发挥的作用和效果是不一样的。

图为论坛现场

　　专家建议完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

　　从应对高龄少子化的社会政策思路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教授金维刚提出，要进一步强化教育制度改革的公益性导向。改进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机制，政府对于困难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以及多子女家庭的子女教育提供财政补助。

　　此外，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以公租房为主体的新型住房制度改革，降低住房消费支出占家庭支出中的比重，减轻家庭养育子女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从而显著提升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加强女性就业权益保护，消除相关社会歧视。完善有关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大对女性就业歧视行为的处罚力度。完善生育保险制度，适当延长生育女职工的产假期限，同时适当提高生育保险支付的生育津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高级经济师姜春力提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经过三年多的试点，制度运行平稳，取得积极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制度性问题。为此，需要通过扩大试点，进一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和政策框架。一是探索建立责任共担可持续独立筹资机制。二是运用市场机制引导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三是完善不同部门之间涉老资金政策衔接。四是扩大试点应重点考虑不同类型的地区。五是建立失能评估和护理服务指导性标准。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提出，人口老龄化、老人收入低以及市场失灵对养老产业金融政策提出现实需求。一是要认清养老产业金融的本质属性。要明确养老产业金融的目标不是经济增长，而应当是帮助老人安享晚年、协助家庭排忧解难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二是要创新金融工具，拓展养老产业的融资渠道。三是要依据老年不同阶段的需求细分养老产业领域。四是树立长期投资理念，理性看待养老投资预期。